我手心有塊疤，不大。

　　兩歲半時，我家住東北老平房，大雪能封門的那種，胡同裏一戶挨一家。

　　夏天就熱鬧，男人們夜裏湊群下棋、打牌、喝冰啤酒，小孩子就繞在身邊亂竄。

　　我爸在某晚做了一件很隔路的事：他不跟人打牌，他自己打鐵—光著膀子，手握錘子，腳下不停踩鼓風機的踏板，陣風呼哧地響，吹的鐵塊忽明忽暗，像閃爍的星。我幼時對發光體癡迷，他一扭頭功夫，我伸手一把抓，手被燒紅的鐵燙得嗞嗞冒煙，尖嚎劃破夜空。

　　原來不是鐵，是一塊銀。我爸打了一對耳環，送給我媽。

　　爸媽結婚時兩家都很困難，婚宴只有一桌，嫁妝就一對耳環，我媽喝多了還弄丟一只。婚後兩年，家裏仍舊沒錢。有天我爸發現家裏的老蘇聯掛鐘上有層質地極好的包銀，突發奇想，撬下來熔成塊，親手打。

　　他是個沒情趣的人。改革開放，下海賺到錢那幾年，錢直接給我媽讓她自己花，就是沒親自給我媽買過東西。他說自己沒審美，不懂什麼叫好看。

　　他打的那對耳環，就是倆大圓圈，像西遊記裏女兒國國王戴的。我媽也沒換過，戴了整二十年。二十年裏，他讓全家從平房搬上老樓房，幾年後又搬進新一點、大一點的三居室。

　　第一個老樓的套間，37平米，我住了7年，童年最快樂的時光都被困在那裏。套間在六樓，夏天晚上我玩得太晚，回家已經天黑。我怕黑。當年老樓還沒裝聲控燈，上樓前，我會先朝六樓窗戶大喊兩聲媽，見我媽探出頭來擺手，我才沖進黑漆的樓道，一進去就能聽到渺遠的回音：到幾樓啦?二樓!現在到幾樓啦?四樓!四樓上五樓的轉彎處，臺階上已可見光。

　　那幾年的晚上，我爸常在外應酬，半夜回來，關門聲很輕。又幾年後，搬進大一點的房子，他的關門聲徹底沒了，人去了南方闖蕩，後又出國，再回到家已是兩年後。

　　他回家那天，除了我媽，沒人知道他被朋友騙光了錢。我只記得計程車停到家門口，我跟我媽下樓迎接，我爸一把抱住了她。多年後才醒悟，那絕非那個男人的常態，他本是跟浪漫絕緣的人。

　　我媽只說了一句：還能找到家就行。

　　他成長的環境是書香門第的反義詞，自幼混社會，狐朋狗友，煙酒傍身，光身上的疤就上百針。後來他跟俗世的很多人一樣，犯了世俗的錯誤。但這個家並未因此崩壞，我媽將更多的注意力轉移到我身上，一切平靜地度過了。只是房子沒有再變得更大，我媽的耳環也一直沒換過。

　　我到青春期，跟他的話更少了，除了週末要生活費，平日住校連個電話也不打。他總是照我開口的數目多給，花不了我就攢著，給當時喜歡的女生買禮物。這方面我倒是遺傳他，都沒創意，無非是項鏈、手鏈，還多是男女配對的兩件，土。

　　我還記得，當時能負擔起最好的是石頭記。

　　大學離家遠，我爸一次給我整年的生活費自由支配，我便買得起施華洛世奇，再後來是Tiffany最便宜的那款對戒。轉眼大三，奧運會結束後的冬天，他被查出癌症晚期，只剩兩個月。

　　我辦了休學回家，專心陪他走完最後的日子。

　　頭一個月，我們晝夜不停地說話，多過之前二十年的總和。後一個月，他不夠氣力說話了，時睡時醒，身體也無法再自由行動。最後半個月，他對我說，我要回家。這裏的牆太白了，我不喜歡。

　　他在家過了最後一個年。那年春晚小瀋陽首秀，說“這個真沒有”那句時，他臥在床上笑了三聲。年初三，他陷入昏迷，無意識地呼喊，都是陰一半陽一半的話。他嚷的頻率最高的一句是：放我回家。年初五，他安靜了半日，到晚上平靜地走了。我一直在身邊。

　　送葬在外地，一處佛教信眾的私人道場，三天裏過程很曲折，萬事由我媽二十年的老友、一位虔誠的居士妥當安排，我跟我媽都信任她。除我們三人，在場都是素未平生的三百位居士，齊聲誦經，場面壯觀祥和。